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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教养、比知识、比辩才:三国使者「口舌之争」关係个人及国家荣


2020-07-19


三国的人口比较

至此,我们不难看出,在魏蜀吴三国的争霸中,外交战略的重要性始终超越实际作战方针。关于外交战略的推移,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,首先是以赤壁之战(二○八)为契机的吴蜀同盟,其次是关羽的樊城攻略(二一九)所造成的魏吴同盟,最后是刘备死后(二二三)吴蜀再度同盟。

只要三国争霸的局势存在,任何一国与任何一国结盟就能得利,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。而魏与蜀都在争夺汉朝的正统继承权,有着不共戴天之仇,两者绝不可能同盟,于是掌握外交主导权的就是吴国了。吴和魏联手,或是与蜀结盟,情况就会大不同。

不过,三国并非势均力敌,魏最强大,其次是吴,蜀最弱小。以领土来比较,魏拥有幽、冀、青、并、徐、兖、豫、司(洛阳一带)、雍(关中和陇右)、凉等十个州,吴有扬、荆、交三州(其中扬、荆二州与魏瓜分),蜀只有益州而已。

再从人口比较,蜀灭亡时的人口为二十八万户、九十四万人(《蜀书.后主传》裴注引王隐《蜀记》);吴灭亡时有五十二万三千户、二百三十万人(《吴书.三嗣主传》裴注引《晋阳秋》);相对地,魏有六十六万户、四百四十三万人(《后汉书.郡国志》注引《帝王世记》,这是将魏灭蜀时的总人口,扣掉前述蜀国人口后的数字)。

吴的人口为魏的一半,蜀的人口不到吴的一半。值得一提的是,三国的人口总数为七百六十七万人,不过是东汉末年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人(《晋书.地理志》)的七分之一而已。但这只是政府掌握到的数字,必须考量到三国时代有大量政府管理不到的流民。无论如何,战乱造成人口锐减应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可见值此时代,人口多幺贵重,屯田制和强制居民迁移等政策的实施背景,都是基于人口锐减的事实。

此外,据说蜀国的九十四万人口中,兵士占十万二千、官吏占四万,吴国的二百三十万人口中,兵士占二十三万,官吏占三万二千;总之,兵士约占人口的一成。魏国兵士人数不详,如果同样以一成来算,至少也有四十万以上,也就是吴国的两倍了。那幺吴蜀同时攻魏也不可能致胜。此外,蜀国人口虽不到吴的一半,官吏人数却比吴还多,可见蜀国的内政出了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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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上述状况,最弱小的蜀国要战胜最强的魏国,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,因此绝对有与吴国结盟的必要。与吴结盟,採东西同时夹击战术,才可能勉强与魏抗衡。刘备的关键性失策,就是无视这个外交基本原则而与吴国争斗。另一方面,吴国虽然掌握了外交上的决定权,但若与魏结盟灭蜀,更为壮大的魏下回一定把矛头指向自己,因此与蜀结盟才是上策。但是,孙权同刘备一样,两人相争荆州这块战略要地的结果,就是破坏了吴蜀同盟关係。虽然日后又再度结盟,但关係脆弱,无法完全发挥功能,正是导致两国灭亡的主因。

至于魏国,可以有三个选择:第一,单独作战,对蜀、吴採取各个击破的攻势;第二,与吴同盟先灭掉蜀;第三,先让吴蜀两国争战,自己再与赢的一方对决。夷陵之战,曹丕採旁观态度,或许他选择的是第三条路,但要离间吴蜀两国必须进行相当的外交努力,只要蜀坚持以北伐为国家的战略方针,那就难上加难了,因此还是与吴同盟才是明智之举。不过曹丕封孙权为吴王,以高压态度相待,终究错失良机,把孙权再次推去与蜀结盟。

这些分析和观点,我们后人一目了然,但对当事者而言,身处瞬息万变的局势中,自然未必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或者即便明白势之所趋,也会碍于诸多複杂的情事而不能如愿。可以说,正因为魏与吴、吴与蜀皆无法顺利结盟下去,三国时代才得以存在吧。我们再看看鲁肃,他不为眼前的利害所动,以大局着想,坚持外交基本原则,甚至做出一大让步把荆州借给蜀国,一切以与蜀结盟为优先考量,在当时纷乱的局势中,他的高瞻远瞩显得何其可贵了。

接着我们来看看,在这种外交基本构造下,三国之间各自施展的外交策略吧。

往来频繁的使者

外交任务主要由各国的使者担任。魏与吴、吴与蜀在同盟期间,双方使者往来频繁,各显身手。魏与蜀则无使者往来。这些使者代表一国的名誉,又肩负君主授予的使命,必须与对方君主进行种种艰难的交涉,还要收集对方国的情报,有时甚至得从事贸易,任务繁杂。因此,能够获选为使者的人,肯定为外交能力优异,尤其能与对方君主堂堂论战的机智善辩之士。

孙权归顺魏国时,曹丕问吴国使者赵咨:「朕欲伐吴,可乎?」赵咨毅然回答:「大国有讨伐之兵,小国有御备之策。带甲百万,江汉为池,何畏之有?」令曹丕及魏臣皆敬佩不已。赵咨见曹丕态度高傲,回到吴国后,就劝孙权不要继续与魏同盟,要走自己的路。此外,夷陵之战后,吴国派郑泉出使白帝城,与蛰居中的刘备交涉极为困难的战后处理事宜,为之后的吴蜀同盟打下基础。这两人所达到的外交成果,可说为吴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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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芝

作为蜀国的外交官,邓芝和陈震二人也表现出色。邓芝出使吴国,说服孙权两国结盟的必要性。孙权说:「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,我们二个君主分别统治,不是很快乐吗?」邓芝回答:「天无二日,土无二王,如果攻併魏国之后,……战争便会开始了。」陈震则是成功与吴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。两人皆是使命必达,漂亮地完成外交任务。

相较之下,魏国的浩周等人就是失职的外交官。他们出使吴国时,未能看出孙权的归顺以及答应交出人质全是谎言,造成曹丕判断错误。另外,这些使者的命运有时是很残酷的。例如吴国的冯熙,他是出使蜀国又出使魏国的专业外交官,由于出身颍川,出使魏国时,受到同样也是颍川名士出身的魏国大臣陈群的劝诱,要他投靠魏国,甚至以巨额财富贿赂;冯熙虽然拒绝了,但在魏国的强大压力下,为了不辱君命,最后选择自杀。

机锋相对

此外,等待使者的不仅是艰巨的外交任务,还有对方国君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,他们必须辩才无碍,时而机智妙答,时而提出精闢的警句。例如吴国使者赵咨,曹丕问他:「吴王很有学问吗?」自负博学多闻的曹丕,想藉此暗讥孙权不学无术。赵咨回答:「吴王虽然政务繁忙,但一得空便会博览经书、涉猎史籍,只不过,他不会仿效书生吟诗作对。」藉机讽刺了爱好文学、以诗人身分留名后世的曹丕。

还有一次,蜀国的使者伊籍对孙权行拜见之礼,正要起身时,孙权说:「你又何必受这幺大罪去为一个无道的君主效力。」孙权听说伊籍是能言善辩之士,因此才会出言刁难。孙权口中的「无道的君主」指的是刘备。伊籍立即回答:「不,一拜一起哪里算是受罪呢?」这个「无道的君主」立刻被换成伊籍才刚拜见的孙权。孙权对伊籍的机智大为讚赏。

宴会上的论战

君主正式接见使者后,为表示欢迎,通常会设宴亲自款待贵宾,主要大臣也会坐陪;席间杯觥交错,使者与对方国的君主、大臣之间就会进行各种无涉外交的对话。对双方而言,这都是一场展露日常教养与知识、辩才,并关係到个人及国家名誉的论战。

例如吴蜀同盟后,诸葛亮宴请前来的使者张温,并特别请学士秦宓作陪。张温很快便问秦宓:「大家称你为学士,那你做过什幺学问?」问一名学士这种问题十分无礼,秦宓回说:「在我们蜀国,五尺小童都做学问,更何况我。」然后两人开始展开激辩。张温接二连三问一些与其说困难,不如说是稀奇古怪的问题,例如:「天有没有头?有没有耳朵?有没有脚?」秦宓全都引《诗经》的文句漂亮作答。最后,张温问:「天有没有姓?」秦宓回答:「有。」张温:「那姓什幺?」秦宓:「姓刘。」张温:「你怎幺知道?」秦宓:「因为天子姓刘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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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宓

一阵哑口无言后,张温改变话题,又问:「太阳是不是从东边起呢?」秦宓则回答:「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,但是从西边落下。」句句掷地有声,张温终于甘拜下风。乍见都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对答,其实却显示了两国的优劣。不消说,东西自然指东边的吴和西边的蜀。此时,再去争论西沉的太阳不是又会从东边升起,已无意义,最要紧的是能立即把话顶回去,以挫对方锐气。

顺带一提,日本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曾写过一封有名的书信给隋炀帝,之所以有名是因为「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」这句话,而这句话若是参考《三国志》而来,那幺历史的定说就得重新解释了。

我们再来看看两则对答的例子。蜀国李密也是一位博学机智之士,他有次出使吴国,与孙权及群臣论辩当哥哥或是当弟弟好。孙权认为当弟弟比较好;这应该是他的体认吧,因为哥哥死后,他继承了哥哥留下来的业绩。但李密主张「当哥哥比较好」,原因是哥哥能有更多机会奉养父母。当时人们的观念中,奉养父母为最高美德,百善孝为先,因此孙权及吴国众臣皆对李密的回答讚赏不已。

这种围绕一个主题从正反两面展开的论战,名为「论难」,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「辩论」。「论难」于当时十分盛行,经常设定各种不同的命题展开唇枪舌战,这点我们之后还会提到。

吴蜀的国情比较

张奉也是蜀国的使者。一次出使吴国时,孙权亲自设宴款待,他当着众人面前,拿吴国大臣阚泽的名字开玩笑,阚泽一时语塞,同僚薛综于是出手相救。薛综先敬张奉一杯酒,说:「你老兄的蜀又算什幺呢?有犬则独,无犬则蜀,横目苟身,虫入腹。」这是拿「蜀」字来玩拆字游戏,而且「独」、「蜀」、「腹」三字都押韵。

张奉又说:「那幺吴又如何?」薛综立即回答:「无口为天,有口为吴,君临万邦,天子之都。」「吴」和「都」押韵。薛综的机智妙答赢得众人喝采,张奉再也无话可说了,因为他不具备出口成章的诗韵功力,更遑论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以此嘲讽对手。当时很流行这种即兴作诗的趣味,之前提过曹植的七步诗,应是这种风潮下的产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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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综

此外,上述这段问答,也有一说认为是蜀国费祎和吴国诸葛恪之间的对话。可见,这类的言辞交锋在当时极为盛行。 据说孙权很喜欢在饮酒作乐时开这种玩笑戏弄人,而诸葛恪、羊衜等大臣也都是深谙此道的行家。有一次,孙权在与众臣宴会时,命人牵了一头驴过来,然后在驴子脸上写「诸葛子瑜」四字。子瑜是诸葛瑾的字。诸葛瑾脸长,孙权藉此嘲笑他的马脸,不,是驴脸。诸葛瑾之子诸葛恪立即起身上前,在「诸葛子瑜」的下面加上「之驴」二字。众人见状大笑,孙权也很乐,就将那匹驴子送给了诸葛恪。

从君臣间的欢乐气氛,我们可以感受到吴国宫廷的朝气蓬勃,相形之下,蜀国在诸葛亮的薰陶下就显得谨严而质朴。经常出使吴国的费祎,后来继承诸葛亮成为蜀国的尚书令(实质上的宰相),对于吴国君臣的开玩笑、恶作剧完全不予理会,始终正经以对。有一回,孙权故意灌醉费祎后,向他刺探蜀国内情,众人又七嘴八舌向他发动论战,费祎称醉推托事后再以书面应答,事后果然来信回答得一丝不苟。由此不难看出两国国情之不同了。

三国间的政治联姻

前面已经提过,官渡之战后,曹操让儿子曹整娶了袁绍长子袁谭之女,后来又让自己的侄女嫁给孙策之弟孙匡,让儿子曹彰娶孙策堂兄孙贲之女。前者,是为了激化袁谭与其弟袁尚的对立,后两者是为了加强与孙策的关係,兼在孙氏亲族内安插亲曹势力,全都是政治联姻的外交手段之一。

除此之外,曹操还让儿子曹均娶张绣之女,让儿子彭祖娶汉中的张鲁之女;张绣为南阳军阀,让曹操吃了不少苦头,他和张鲁后来都投靠了曹操,所以这两次政治联姻的目的,在于完全收服投降者。而彭祖就是后来的燕王曹宇,他的儿子是魏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曹奂,因此,曹奂说不定是张鲁的外孙呢。

孙权所做的最重要的政治联姻,就是为了荆州攻防而将妹妹嫁给刘备,后来他又因同样目的欲与关羽结亲,但遭关羽拒绝。此外,当曹丕再三要求孙权将儿子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时,孙权提出让孙登娶曹氏或曹氏亲族夏侯氏之女的建议,但这并非出于真心,只是为了摆脱人质要求罢了。曹操以政治联姻这招成功让孙权的亲族内部出现背叛者,孙权也一定想以牙还牙吧。

魏蜀两国之间按理不会有政治联姻才对,但出人意表地,据传两国的皇室竟是姻亲关係。之前提过,曹操可能出身夏侯氏;夏侯氏中的有力人物夏侯渊,他的侄女,也就是次子夏侯霸的堂妹,有一次到山中捡柴被张飞抓走,张飞不知她是夏侯氏的人,便娶她为妻。他们生下的女儿后来成为刘禅的皇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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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侯霸

另一方面,夏侯渊在攻打汉中时,遭蜀国大将黄忠所败而死。他的次子夏侯霸担任护军右将军,为报父仇多次与蜀对战,但之后司马懿发动政变,夏侯霸自觉地位不保,便逃到蜀国去。当时,刘禅对夏侯霸说:「你父亲是死于乱军之中,并非由我父辈亲手所杀。」并把张皇后所生下的皇子们全都叫出来,告诉夏侯霸,他们就是你夏侯霸的外甥孙。

以上都是出自《魏志.夏侯渊传》裴注所引用的《魏略》。夏侯渊的妻子是曹操的妹妹,长子夏侯衡的妻子又是曹操的侄女,如果上面那段故事是真的,魏国曹氏与蜀国刘氏之间便确有姻亲关係了。不过,张飞在山中巧遇夏侯姑娘而与她成亲的事,实在太过离奇而令人难以置信,会不会是夏侯霸逃到蜀国时,刘禅为了拉拢他而故意编出来的谎言呢?果若如此,这就是一段为达政治目的而编出来的姻亲关係了。

无论如何,政治联姻的确为三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。中国史上分裂的时代很多,但如三国时代这般盛行政治联姻的,就属绝无仅有了。值得一提的是,刘禅的前后两任皇后皆为张飞之女,孙权的步夫人则是宰相步骘的族人,也就是说,吴蜀两国的皇后都是出身重要的大臣之家。魏国则无此状况。

此外,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为刘禅之婿,周瑜之子周循为孙权之婿,周瑜之女成为太子妃等,显示吴蜀两国,皇室与大臣家族通婚的情形很普遍,而魏国除了曹操之女嫁给荀彧之子,并无其他案例,这也显示魏国厌恶外戚跋扈,魏国皇室与大臣之间的关係较疏远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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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三国志的世界:东汉与三国时代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

*透过以上连结购书,《关键评论网》由此所得将全数捐赠儿福联盟。

作者:金文京
译者:林美琪

对于三国时代的印象,大多由罗贯中的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所建构。事实上,《三国演义》是将正史的内容,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说而成的作品。既然是小说,自有不少虚构情节,本书将以我们所熟悉的小说为线索,描述我们并不熟悉的三国时代历史,相当程度地还原三国时代的真实面貌。

对于现代的中国历史、社会与文化,「三国时代」具有你所不知道的重要性。三国时代是继诸子百家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后,另一个华丽的乱世,在宗教、思想、文学、艺术等各方面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。

在政治上,三国时代更是重要的起点。综观世界史,中国最大的特徵,就是一个领土辽阔且长期存续的统一帝国。这种对统一帝国强烈嚮往的理念,在三国时代确立,并且大大影响后世及周边诸国。

从「吴国」角度看三国时代。陈寿的正史《三国志》以魏国为正统;罗贯中的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则是以蜀国为中心。过去吴国长期沦为配角,其实却是真正掌握关键一票的幕后主角。从吴国的角度来看三国时代,打开迄今尚未注意到的面向。

作者金文京教授,以中国古典文学《三国演义》为本,对于三国历史有着深入的认识和研究,加上其集中、日、韩三国历史和文化之学养于一身,故其眼界自有其独特之处,并得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具体而微、生动活泼的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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